1937年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经蒋介石同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虽然隶属于国军序列，但蒋介石并不给八路军提供任何该有的物资和装备，也不插手八路军内部的一切事务。

　　于是在各省的党务、军务都由中央派人主持，直到抗战胜利也是如此。1945年的重庆谈判结束后，四川省委出现人事调动，毛主席委派了王维舟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没想到这个人却令蒋介石万分惶恐，当即对他进行多方胁迫，强逼他3天内必须出川。

　　这个王维舟是何许人也，为何能给蒋介石造成如此大的恐慌，本期主要讲述革命史比党史还要悠久的王维舟，希望观众朋友们看完之后长按点赞按钮强烈推荐本文

　　王维舟在我党和我军的革命史上并不十分出名，但他在四川尤其是宣汉县老一辈人民心中的地位却无可比拟。即使王维舟后期被调到中央工作，如今的老人提起他仍是感慨万千。

　　1887年王维舟出生时，他的祖父因晚清贡生的身份而在当地有些名气，王维舟也从小跟着私塾的先生读书。1900年，王维舟祖父逝世，父亲不善操持，全家只能种地谋生，王维舟的学业也就此中断。

　　1903年，胸中有沟壑的王维舟到县城闯荡，从学徒到劝学所的管理员，王维舟经历了社会底层人士艰难谋生的种种艰辛，深刻意识到想要改变命运，唯有通过学习。他考上了成都的工兵学校，通过半工半读的方式扩充自己。

　　1910年，清政府为了偿还列强的款项，强行从民众和商人手中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而且不肯补偿百姓的损失。湖南、四川等地各阶层的人民愤而发起“保路运动”，王维舟也是其中一员。

　　清政府派兵对抗议的民众进行屠杀和，原本通过上述进行抗议的和平运动转变成武装斗争，四川的群众基础最为广泛。王维舟回到家乡组织义军进行武装起义，不到两个月就成立了东乡（今为宣汉）军政府，由王维舟担任县警备队长。

　　与此同时，两湖两广的革命运动也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中，同盟会成员发起辛亥革命，清政府的统治被彻底推翻，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

　　然而好景不长，倒行逆施的袁世凯成为民国总统后，王维舟在绥定地区组织护国讨袁斗争，直到听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王维舟又把护国军改名为靖国军。

　　王维舟先后担任靖国军的营长、团长乃至边防司令，一直在川东一带驻守。经历过底层生活的王维舟对劳苦大众始终怀着深切的同情，靖国军每到一处，王维舟就严令部队不准大壮丁、不能拿百姓财物，甚至自己掏钱给百姓治病。

　　虽然当时军阀林立，四川省内的许多军队鱼龙混杂，但王维舟的大名在百姓中口口相传，所有人都知道靖国军的王司令是个爱民如子的军官，当地百姓为他树了很多“除暴安良”“兆民赖之”的碑，至今仍保存在宣汉县境内。

　　王维舟爱民如子的作风贯穿他的人生始终，他一生的经历是那一代员极为典型的代表。虽然王维舟很早就接触到思想，并加入国际小组，但他真正成为中国的员却在1927年。

　　川内军阀众多，王维舟不能凭借一己之力改变整个四川军队的习气，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已经成为他们的常态，王维舟最终在1920年选择离开军队到上海寻求新的救国救民之路。

　　这是王维舟一生命运最大的转折点，他在上海认识了国际的金笠，深深被他口中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所吸引，并迅速将其列为自己一生的信仰。

　　1920年5月，王维舟在金笠的介绍下加入旅华朝鲜组织，这时中国尚未成立，王维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算作的先驱。

　　成为者之后，王维舟就跟随组织一起到革命圣火燃烧得最为热烈的苏联学习。彼时苏联国内的敌对势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列宁制定了“战时”政策，最大程度地支援前线战争。

　　王维舟每天啃一块黑面包，努力地汲取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不忘响应列宁的号召，坚持在每周六进行义务劳动。11月7日是苏联的国庆节，列宁在莫斯科红场发表演说，王维舟深受感染，也是我党唯一亲眼见过列宁的人。

　　1921年，王维舟从莫斯科学成归国，然而当初引导他走上道路的金笠已经被朝鲜的反动派暗杀。王维舟前往北京同 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者吴玉章一起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同时为苏联筹集善款救灾。

　　就在北京赤心社发展得如火如荼之际，王维舟母亲的病重让他不得不返回四川尽孝。母亲病逝后王维舟没有再返回北京，而是留在老家清溪乡创办了女校，可见其思想之前卫。

　　王维舟还接手了宏文高小，在两所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聘请进步教师组建小组的同时，王维舟还在宣汉县、开江县一带奔走，组织农动和农民协会，首先将马克思的思想带到了川东大地上。

　　1927在广州听到毛主席和澎湃关于农动的讲座后，王维舟更加坚定了为中国事业奋斗的信念，随即便加入了中国。同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全国范围内的大革命失败，开始发展属于自己的武装队伍，王维舟也回到川东，成立川东红军游击队。

　　从宣汉到南岳，王维舟的红军游击队先后被反动派消灭了两次，但他始终没有灰心丧气，在敌人广泛笼罩的里扎根群众，最终在川东开辟了革命根据地。由于他1917年就有意识地在部队中提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良好作风，川东人民提起大名鼎鼎的王司令无不竖起大拇指。

　　而且王维舟的亲人组成了党内极为少见的红色家族，他的妻子马奎宣是1933年开始参加革命工作的老红军，侄子王波、王心敏也是川东游击队的骨干成员，乃至王维舟仅仅9岁的侄女王新兰、王心国和他裹着小脚的岳母都一起跟红军参加了长征。

　　红军抵达陕北后，王维舟岳母因为年事已高、没有文化而申请回到家乡，作为一名普通的农妇生活，即使王维舟后来成为整个西南局的领导，她也从未因红军家属的身份向组织申请任何特殊待遇。

　　值得一提的是，侄女王新兰的丈夫正是开国上将萧华。但王新兰秉承着王维舟家族一贯的传统，从不利用亲人的身份和人脉为自己谋求任何福利。王维舟这个红色家族在川东根据地百姓心中的地位也可见一斑。

　　1933年底，王维舟的川东游击队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川陕革命根据地和川东游击区合二为一，王维舟成为红33军的军长。张国焘在党内推行“左”倾路线时，王维舟始终坚定地站在朱德总司令的一边，并冒着生命危险释放了被张国焘拘禁起来的许多革命同志。

　　这也导致王维舟被剥夺了军权，丧失了领导地位。但王维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统一抗战开始后，王维舟在129师385旅担任副旅长，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并在边区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一个“王善人”的称号。

　　守卫边区期间，王维舟和大多数贴近群众的领导一样，时常帮助战士们和乡亲们一起做农活。他在帮炊事班挑水的时候看到一对母子在挖城墙上的土吃，得知他们是因为家中缺粮才如此，王维舟直接把这对母子领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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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家后，王维舟让夫人马奎宣给他们打了饭菜，又找出自家的衣服，同时向政府申请救济粮和救济金，让警卫员亲自带着他们到边区政府领取。

　　“王善人”的名字在边区传开后，还有一位老大娘到司令部找他看病。虽然哨兵告诉了老大娘王旅长不会看病，王维舟还是亲自把大娘送到了城外385旅的部队医院，并向中央发电请求专家来给大娘做手术。

　　王维舟对待军民一视同仁，从不忽略每一位群众需求的行为也在陕甘宁边区广为传播，受过八路军恩惠的百姓纷纷烧香拜访，祈祷八路军和能够打胜仗甚至坐天下。

　　1942年6月10号是王维舟虚岁56岁的寿辰，朱总司令在当月《解放日报》上发文庆祝他的生日，认为

　　“王维舟完全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儿子和学生，他应该值得我们全党来学习和尊敬，值得全边区，全中国人民来尊敬。”

　　后来毛主席也在西北高干会议上亲自题写了“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八个大字表彰王维舟为国家、为人民的一片赤忱之心。

　　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应邀到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为期43天的谈判中，蒋介石没有丝毫诚意，不仅拿不出任何协议条文，还将我党精心准备的各项要求全部驳回。

　　毛主席察觉到蒋介石和谈为假、借口内战的真正目的，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措施。除了派先一步到东北这个全国重工业基地外，毛主席还把在川渝地区享有盛誉的吴玉章、王维舟分别调到四川担任省委书记和副书记。

　　重庆也曾经属于川东的部分，蒋介石显然也意识到了毛主席放置王维舟这个杀手锏的用意。但国共刚刚和谈，蒋介石不能直接捉拿王维舟。因此他把重庆市长张笃伦叫过来，敦促他务必要把王维舟赶出四川，以免将来在他的大后方燃起红色火焰。

　　张笃伦以同僚名义把吴玉章和王维舟一同请到家里吃饭，席间对王维舟传达了蒋介石的指令，如果三天之内尚未出川，等待王维舟的只有牢狱之灾。

　　党员们从不畏惧蒋介石的任何威胁，王维舟带着毛主席交付的任务，自然不能轻易离开。狡猾的蒋介石巧立名目，把王维舟一家老小全部软禁在南京，最后还是周恩来和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共同努力，才把王维舟一家安全送回延安。

　　建国后，王维舟在西南地区工作了7年。全国一半的少数民族都聚居在这里，熟悉少数民族习俗的王维舟为促进我国的各民族大团结和少数民族繁荣做出了很多努力，同样在西南地区各个不同的少数民族里享有极高的威望。

　　1956年到北京担任监察委的常务委员后，王维舟专注工作之余仍然心系西南民众，乃至西南民族学校的学生听到飞机的声音，就知道能够为他们解决问题的王老来了。

　　1970年1月10日，83岁的王维舟病逝，、等国家重要领导人在1979年专门为他补办了重大的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