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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能过剩（overcapacity）这一概念，从字面上很容易理解，就是指产能供给大于需求，供给能力存在一定闲置。综合国内外文献，产能过剩可从微观和宏观视角、总量与结构视角、体制与非体制视角界定其不同内涵。

　　就微观层面而言，产能过剩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张伯伦（1933）《垄断竞争理论》一书中。书中提出垄断竞争导致平均成本线高于边际成本线，从而使得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大于均衡价格下的市场需求，表现出持续性产能过剩状态。1947年张伯伦首次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系统阐述，认为完全竞争下的产出水平是“完全产能”，而垄断竞争情况下的产出水平是偏离“完全产能”的经济组织效率损失。

　　随后许多学者根据这一定义，对产能过剩的概念展开研究和讨论。Kamien&Schwartz（1972）指出，产能过剩是处于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行业的企业，其生产效率低于最小平均成本的状态。Kirkley，Paul&Squires（2002）认为产能过剩主要由资本和可变投入要素的过度投资造成，而资本存量是决定产能水平的关键变量。

　　从上述西方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西方国家主要从微观层面企业竞争角度考虑产能过剩的定义，普遍认为其是由于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形成的实际产出小于最优产出的情况。

　　企业产能过剩的原因，可以分为非战略性因素和战略性因素两类。一般而言，已经达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保有过剩产能的目的属于非战略性因素，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导致市场对企业产品的需求发生变化，企业可以通过持有一定的过剩产能保证生产更具弹性，即使经济不景气也不需要调整生产规模和投入要素，避免了频繁的成本调整。

　　而战略性产能过剩主要基于阻止新的市场进入者，或者为了比现存竞争者更早抢占市场先机。企业具有过剩产能，一方面可以通过扩大产能或者降低价格威胁恐吓潜在进入者，使其进入后无利可图，进而保证自身的市场垄断地位。另一方面，随着市场需求的上升，企业的早期投资可以阻止现有竞争对手扩大规模，从而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利润。

　　与国外学者从微观层面分析产能过剩不同，国内理论界更多从宏观角度研究产能过剩，并赋予了该定义强烈的中国特色。早期的学术研究大多界定中国存在的产能过剩为周期性产能过剩。

　　2008年金融危机后，过剩产能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理论界开始重新思考界定产能过剩的概念。通过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结合，更倾向于将产能过剩定义为结构性产能过剩和体制性产能过剩。所谓结构性产能过剩，主要是指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相匹配，部分落后产能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而形成富余产能，先进产能却因为产业技术创新乏力而供给相对不足。

　　而体制性产能过剩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以及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企业具有不完全成本，使得投资决策出现偏差，供给能力远远超过实际需求而产生产能过剩。

　　从我国目前实际来看，政策部门也赋予了产能过剩特定含义。就相关政策文件而言，大约可将产能过剩概括为：产能过剩是由于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形成的生产能力远远大于市场需求的现象，最终导致产品价格下跌，库存上升，企业和行业利润下降，甚至严重亏损，金融风险加大，资源环境约束矛盾突出等，同时产能过剩还分为已出现的产能过剩和潜在产能过剩。

　　值得注意的是，结合政策文件的定义可以发现，产能过剩并不是指在市场经济周期波动中暂时性的产能富余，而是指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特有的、存在较长时间的生产能力远远大于市场需求的现象。

　　用产能利用率衡量产能过剩时，需要确定一个标准，即产能利用率为多少，产能才算过剩？除极少数行业外，市场经济竞争状态下多数行业产能总会出现一定闲置，产能利用率很难达到100%，有一定闲置并不意味着产能过剩。

　　从美国经验看，自1960年以来，产能利用率的中值、高点、低点均出现系统性下降。1960-1970年期间，产能利用率的中值为83.8%，最高点为88.4%，最低点为74.4%；1980-1990年代，中值为81%，最高点为85%，最低点为73%；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值为77%，最高点80.6%，最低点67.2%。可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产能利用率总体呈下降趋势，相应的过剩标准也随之变化。在七八十年代，产能利用率低于83%就算是过剩，但到了八九十年代，低于81%就算，进入本世纪，低于78%才算。

　　从欧洲经验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1991-2008年），产能利用率中值为82.3%，高点为85%，低点为77.4%。危机爆发后，产能利用率急剧下降，即便在V型反弹的高点，产能利用率也不超过80.7%。

　　从新兴经济体看，2005-2012年期间，巴西产能利用率中值为81.6%，最高点为83.7%，最低点为78.4%。中国台湾1981-2007年期间产能利用率中值为78.8%，最高点为83.4%，最低点为72.5%。

　　总括美国、欧洲、新兴经济体经验，不同国家产能利用率中值水平有所差异，但基本上落在81%-82%区间，高点在83%-85%左右，低点一般低于75%。据此，虽然判断产能过剩没有一个通行衡量标准，但81%-82%表明产能利用率基本正常，如果高于85%可视为产能严重不足，低于75%则表示严重过剩。

　　观察不同时期的中国与美欧、部分新兴经济体产能利用率的波动幅度，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中国与巴西在不同阶段的产能利用率波动幅度较小；而美欧、中国台湾的产能利用率波动幅度较大。

　　如中国在2008-2013年期间产能利用率的最幅（最高值和最低值的差额）为5.2个百分点；巴西在2005-2012年的最幅为5.3个百分点。美国在2000-2012年期间产能利用率最幅为13.4个百分点；欧盟在2009-2012年期间的最幅为11.2个百分点；中国台湾在1981-2007年期间的最幅为10.9%。美欧和中国台湾的产能利用率波幅较大可能由于市场竞争较充分，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较强，政府对产能的行政干预较少，产能扩张和去产能由市场需求引导，因而产能调整较充分，产能利用率的波动幅度较大。

　　中国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较深，产能扩张动力较强，去产能过程中对地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顾虑较多，导致在经济上行阶段产能扩张较快，产能利用率上升较快，而在经济下行阶段去产能进程较缓慢，产能利用率下降速度赶不上经济扩张期产能利用率的上升速度。如中国在经济上升的1999-2007年期间产能利用率的波动幅度为13.5%，而危机后的2008-2013年期间产能利用率的波动幅度为5.2%，不到美欧发达国家和中国经济上升期间波动幅度的一半。

　　对中国国产能过剩的判断标准，国家发改委曾表示，近十几年来，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波动较大，中值在80%左右，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较接近，据此也认为中国产能利用率处于80%-85%比较正常。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度的产能富余能激发竞争，推进企业技术进步、提升管理水平改善供给。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指标的参考价值不能绝对化，需要结合多种因素综合判断产能利用率状况以及实际影响。

　　一是不同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差异较大。如平板玻璃行业属于连续生产性行业，其产能利用率一般都较高，简单进行行业对比并不科学。

　　二是产能利用率与产业组织结构相关。如有的企业组织控制能力较强，虽然产能利用率不高，但产能不一定过剩。

　　三是产能利用率与产能先进性以及竞争方式有关。以中、美钢铁产能利用率为例，我国一般在70%-80%，高点能达到85%，美国通常在60%-70%，经常在50%-60%。如果简单比较，中国比美国好。但实际上，中国产能的先进性落后于美国，甚至越是成本低、污染大的落后产能——如“地条钢”等，产能利用率和竞争力反而越高。简单比较产能利用率容易误导。

　　四是产能利用率与产业发展层次相关。产业发展层次越高，经济越能承受较低的产能利用率，个中差异在于产业层次决定的附加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