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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回顾中国历史上的产能周期与产能过剩，审视当下产能过剩的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轮产能过剩的化解之道。

　　产能周期往往滞后于经济周期，新增产能的投放可能恰逢需求的回落，从而造成经济中出现产能过剩。回顾历史，中国在

　　19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2015年走过了三轮朱格拉周期，最新一轮的朱格拉周期在2016年开启，2022年起或已进入下行阶段。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结构性产能过剩。综合统计局公布的细分行业和上市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

　　2023年下半年，中国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程度低于历史中枢水平。其中，计算机通信电子、电气机械、汽车制造等装备制造业表现最弱，与高技术制造业的重合度较高。原材料行业产能利用程度也有不足，集中于非金属矿物制品和化工相关行业。消费制造行业中，无论是医药、食品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等必需品，还是纺织服装、家具制造、皮革制鞋、纺织业等可选消费品，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利用不足。展开全文

　　一方面，商品消费可能从增量市场变为存量市场，尤其是家用器具、家具、木材等房地产相关的耐用消费品，而食品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纺织服装等行业也较难复刻“消费升级”时期的增长逻辑。另一方面，房地产部门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建筑原材料终端需求的影响较大，相关行业产能过剩压力逐步累积。第二，产能投放叠加外需转弱，化工医药行业压力突出。2021年以来，外需推动化工、医药行业等行业大规模扩产。然而，2023年以来全球需求趋于回落，对前期产能的消化能力不足，产能过剩风险逐渐显现。第三，绿色化浪潮推动，能源转型行业投资迅猛。“碳中和”长期需求前景较好，远期视角下的产能有望得以消化。然而，技术路线处于演进过程中，“先进产能”和“落后产能”存在矛盾。第四，海外产业链加速重构，半导体竞争白热化，行业面临三重压力。一是产能增长，中国及海外经济体均加大半导体领域的资本支出，新建产能将陆续投放。二是制造外迁，外商企业在华生产回落，更趋向于“在岸”、“近岸”和“友岸”。三是需求回落，加剧相关行业的经营压力。产能过剩的化解之道。第一，供给侧改革仍然有必要。本轮产能过剩行业涉及的民营企业更多，需避免“一刀切”重演，可给予主动退出的落后产线一定财政奖励，补贴低能耗产品的终端消费、征收“碳税”等市场化形式，给予民营企业稳定的预期和充分的信心。

　　先进产能不易过剩，渠道、商业模式及应用端的创新同样重要，优质产品的推出和推广能够创造需求，有助于帮助结构性阶段性产能过剩的企业打开市场，消化产能。第三，畅通“外循环”。创造良好国际环境，鼓励企业提高产品竞争力，获取更多国际市场份额。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当下看，“量”与“价”的背离已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而其根源便是产能过剩带来的价格下跌，企业增收而不增利。本文着眼于中国产能周期的历史轨迹，聚焦于当前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结构性特征，立足于历史与现实的异同，探讨化解本轮产能过剩的相关策略。

　　库存周期属于经济周期中的短周期，往往以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累计同比增速表征，其历史运行基本稳定遵循3-4年的规律、且为月度数据，是宏观研究中观察到的重要周期。

　　经济中的中周期——产能周期（也称朱格拉周期）与设备投资活动相关联，其中包括多个库存周期。产能过剩的形成原理在于：投资决策略滞后于经济周期、产能的形成也需要过程（设备、厂房等固定资本形成需要一定时间），从而往往在经济下行期遭遇新产能集中上马，形成产能过剩。

　　结合GDP中的资本形成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数据来看，可以大致认为我国在19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2015年走过了三轮朱格拉周期，最新一轮的朱格拉周期在2016年开启，2022年起或已进入下行阶段。

　　产能利用率通常定义为实际产出与潜在产能的比例。当一个行业的整体产能利用率处于较低水平时，就意味着存在大量的闲置产能，该行业就处于整体产能过剩的状态。因此，产能利用率的衡量就成为界定和分析产能过剩的前提和基础。

　　国家统计局采用直接的统计调查法测算工业产能利用率，对工业企业进行抽样调查，并推算总体。在抽样中，对于规模以上大中型企业采取全部抽取，规模以上小微企业采取分层抽取的方式（抽样率为 10%）。调查的所有样本企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60% 以上。国家统计局口径产能利用率的问题在于：

　　，发布时间相对较短。2017 年底，统计局首次公布了自 2013 年第一季度以来每个季度的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2006年以来历年工业产能利用率。不过，陈颖婷、许宪春（2023）《中国调查法工业产能利用率的统计方法及改进方向》的图表8中，涵盖了2006至2021年的季度产能利用率数据，并注明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能够形成有机补充。二是，数据未经季节调整，呈一季度环比回落，二三四季度逐季攀升的态势。

　　细分数据仅公布了15个行业，未涵盖41个工业行业，且最早2016年四季度开始发布，可比区间较短。2023年，统计局公布的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5.1%，低于76%-80%的合意区间（陈颖婷 （2021）《对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合理区间的供需动态平衡分析》）。

　　在中国公开可得的宏观数据中，与产能利用率定义最为接近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每季度发布的 5000 户工业企业调查数据中的“设备能力利用指数”。该指数最早于1992年二季度开始发布，时间序列较长。2023年三季度，央行5000户企业设备能力利用水平为38.8，处于2000年以来的 27%分位。

　　然而，央行5000户企业调查只适用于工业整体的产能利用率推测，而没有分行业数据。为了研究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的特征和变化趋势，就需要利用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作为基础进行估计。

　　从微观角度出发，固定资产周转率与产能利用率的经济含义一致。固定资产周转率 = 销售收入 /固定资产平均净值，表示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固定资产周转的次数，或表示每1元固定资产支持的销售收入。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上市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回落仅至中途，类似2013-2014年的位置。

　　的产能周期2001年至2007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国内房地产市场兴起，国内外需求增长带动工业生产能力快速扩张，尤其是基础工业和重化工业领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外部需求急剧下降，政府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进一步加剧了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

　　以2004年至2011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观察，此轮产能周期扩张较快的行业集中于上游资源和中游制造板块。其中，黑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矿采选和非金属矿采选行业的投资复合增速分别达49.8%、49.1%和43.2%，电气机械、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和金属制品行业的投资复合增速分别达47.6%、44.9%、42.3%和41.9%，七个主要行业均强于制造业总体31.8%的增速水平。

　　，经济过热、物价上行压力较大，宏观调控政策整体收紧，而前期“四万亿”刺激带来的新增产能陆续释放。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出口面临逆风环境，也不利于工业产能的消化。2012-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持续关注产能过剩，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成为宏观经济调控重要任务。2013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文件显示“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这些行业中不少属于生产连续性强的行业，合理的产能利用率应该较高，产能利用率低于75%表明严重过剩。尽管政策端已有重视和应对措施，但2012至2015年间我国产能过剩情况仍在加剧。国务院2013年《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文件中，提出“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过剩产能的相关措施，但其成效有限。2015年，我国产能利用率、5000户企业设备利用能力指数分别较2011年低6.1和5.0个百分点，制造业上市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较2011年末下滑15.3%。

　　这一时期产能过剩化解效果不佳，原因在于，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未有根本性改变。产能周期的下行调整阶段，投资率（固定资本形成在GDP中的占比）均有过明显的回落，1990年的投资率较1985年的高点回落5个百分点，2000年的投资率较1993年的高点下滑9.7个百分点，而2014年的投资率仅较2011年回落了1.4个百分点。

　　部分国有“僵尸企业”未及时出清，是2015年之前产能过剩治理的重要阻碍。这些企业普遍面临经营困难，如经常性停产、持续亏损、资不抵债等问题，长期占用大量资源，扭曲资源配置。从工业企业财务指标可看出国有企业这一时期产能出清的缓慢：一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自高位进一步抬升，有异于工业企业总体的“去杠杆”。二是，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利润增速持续低于股份制和私营企业，亏损面（亏损单位占全样本的比例）攀升至近3成。

　　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第十一次会议，习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首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其中“去产能”为五大任务之首，重点是继续推动钢铁、煤炭等行业治理过剩产能。同时，国资委于2016年启动了“处僵治困”工作，对中央企业所属子企业做了摸底，确定了2041户“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这些企业的“处僵治困”。同时，宏观政策以“棚改”为抓手，促进房地产及其他上业“去库存”，通过减税降费、降准降息为企业“降成本”，助力需求的企稳回升，为走出产能过剩提供良好环境。

　　2015至2016年，我国投资率（固定资产形成在GDP中的比重）回落3.8个百分点，幅度远超2012至2014年的1.4个百分点。

　　从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看，2015至2018年钢铁、焦炭、水泥等原材料产能均有压减，产能利用率上行。据央视报道，2016年至2019年年中，我国累计压减粗钢产能1.5亿吨以上，退出煤炭落后产能8.1亿吨，淘汰关停落后煤电机组2000万千瓦以上，均提前两年完成“十三五”去产能目标任务。从产能利用相关指标看，统计局公布的产能利用率和5000户企业设备利用能力指数自2016年二季度起回升，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自2016年四季度起回升，中国经济在2016年下半年起重新焕发活力。

　　1992年初，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发表南方谈话，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发展经济的热情，各地出现了投资热、房地产热、股票热、开发区热等现象，产能过剩压力接踵而来。

　　1996-1999年产能过剩集中于消费品和轻工业，以纺织、家电、塑料制品等为代表。根据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在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全国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照相胶卷的产能利用率仅13.3%，电影胶片25.5%，电线%。1996年末，全国28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有四成处于闲置状态。1997年下半年，统计的消费品中有1/3供过于求；1998年，在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多数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最低的仅有10%。

　　产能过剩矛盾直接带来企业效益恶化和投资增速回落，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加剧了这一状态。1998年初，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显现，出口增速出现大幅下滑，外需明显受到抑制，海外国家、地区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也大幅下降。我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通货膨胀，而是经济衰退带来的通货紧缩。

　　首先，以行政手段推动供给端改革。终止重复建设、清理过剩产能，同时以纺织行业为试点、推动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企业，分流安置下岗职工。具体看，1997年9月十五大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1998年6月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次，实施债务重组，同时补充银行资本金，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健性。1998年8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人民币的长期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四大行资本金，提升其清偿能力。1999年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向四大行收购不良资产。最后，以改革释放内需活力，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托底需求。1998年房改启动，为制造业创造了新的需求增长点；1998-2000年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加强农林水利、交通、基础建设、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据张占斌（2016）统计，1999-2005年间剥离不良资产总额高达2.58万亿；1996-1998年，国有企业从11.38万家下降至6.5万家，减少幅度达到42%；1998-1999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下降约2200万。

　　从宏观指标看，中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1991年至1995年间的复合平均增速达到34.7%，在1996至2000年间增速中枢回落至10.5%。代表产能利用情况的央行5000户企业设备利用能力指数，从1992年的38.2的均值水平逐步回落，到1998年初降至31.4的极端低位，此后随着去产能的推进开始触底反弹。

　　1980年代，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需求提升、行政放权，刺激投资较快增长。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商品市场走向繁荣，需求膨胀推升供给端的产能建设。同时，地方政府经济建设的积极性较高，但难免存在以行政边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问题，出现重复投资、盲目建设。当时的流行消费品以自行车、缝纫机等初级非农产品为主，也是产能建设较为集中的领域。据徐景安（1983）统计，当时全国大约有50%的手表厂和电视机厂、75%的自行车厂、80%的洗衣机厂和电冰箱厂达不到起码的生产批量。随着产能过剩压力逐步增大，企业现金流难以为继，账款相互拖欠，“三角债”愈演愈烈，投资快速增长后通胀压力也接踵而至。1989年前后，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国家开启为期三年的整顿工作。1990年初，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三角债”工作。

　　本轮产能周期初期的2016至2019年，中国工业及制造业投资稳步增长，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3.5%、3.2%、6.5%和3.2%，仅2018年投资偏强，得益于计算机通信电子、仪器仪表等行业设备更新需求的支撑。多数行业投资增速低迷，相较于2016年，2019年的有9个子行业投资增速为负，22个子行业投资的年均增速低于5%。

　　2021年至2023年，工业领域投资较快增长，产能趋于扩张。相对于2019年末，2023年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复合增速达到7.4%，制造业投资增速6.6%，均高于行业增加值的增速水平，一度受国内经济复苏、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出口中高速增长的支撑。分行业看，2020至2023年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10%左右及以上的行业可分为3类。

　　，包括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电子、仪器仪表、专用设备等，增速分别达21.1%、15.6%、13.2%和10.7%。二是，资源能源及原材料行业，包括电力生产和供应、非金属矿采选、煤炭开采洗选、有色金属矿采选、化学原料制品、黑色金属加工等，增速在10%-18%之间。三是，消费相关的行业，包括医药制造、酒饮料茶、农副食品加工等，增速分别达11.2%、10.2%和10.1%。202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工业产能利用水平趋于回落。2022年中国经济受疫情冲击、三重压力影响，2023年受外需和房地产拖累较大，新增产能的投放恰逢需求不振。

　　2023年工业、水电燃气及采矿业的产能利用率均值都高于2016年四季度以来的中枢水平。不过，作为工业主体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仅75.3%，较中枢水平低0.9个百分点。以2023年为基准，若行业产能利用率低于16年四季度有统计以来的中枢，可以认为该行业产能利用不足。以此筛选：化学原料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等原材料行业产能利用率分别较中枢低0.3和4.1个百分点；计算机通信电子、汽车制造、电气机械等装备制造业分别较中枢低3.2、2.3和1.5个百分点；食品制造、医药制造和纺织等消费制造行业产能利用率分别较中枢水平低2.6、1.7和1.3个百分点。以上市制造业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看

　　，2023年三季度，上市制造业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处于2016年以来的43%分位，产能利用程度处于中性偏低水平。

　　，固定资产周转率处于2016年以来的最低点；原材料制造和消费制造行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相比2022年一季度的高点回落，分别处2016年以来的70%和50%分位水平。若指标处于历史相对低位（低于1/3分位数），可以认为该行业存在产能利用不足的风险。以此筛选细分行业：截至2023年三季度，计算机通信电子、医药制造、汽车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橡胶塑料制品、纺织服装服饰6个行业固定资产周转率处于2016年以来的10%分位以下，产能利用水平不足；石油煤炭加工、化学纤维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等原材料行业，以及食品制造、农副食品加工、家具制造、皮革制鞋、纺织业等消费制造行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处于历史13%-33%分位水平，也存在一定的产能过剩风险。综合统计局公布的细分行业产能利用率和上市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2023年下半年，中国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程度低于历史中枢水平。其中，计算机通信电子、电气机械、汽车制造等装备制造业表现最弱，与高技术制造业的重合度较高。原材料行业产能利用程度也有不足，集中于非金属矿物制品和化工相关行业。消费制造行业中，无论是医药、食品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等必需品，还是纺织服装、家具制造、皮革制鞋、纺织业等可选消费品，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利用不足。

　　2022年和2023年，中国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房地产周期大拐点出现，这意味着居民消费及住宅投资将发生趋势性变化，对建筑原料需求有较深远的影响。在人口日趋老龄化、潜在经济增速缓慢回落、房地产需求见顶的背景下，消费增速的中枢也将回落，结构上或减少住宅相关消费，增加医疗保健、餐饮住宿、文旅、交通出行等服务型消费。

　　这意味着，商品消费可能从增量市场变为存量市场，尤其是家用器具、家具、木材等房地产相关的耐用消费品，而食品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纺织服装等行业也较难复刻“消费升级”时期的增长逻辑。本轮周期中，原材料行业的产能过剩压力自2022年下半年开始累积，截至2023年，产能过剩的程度暂不及上轮。从投入产出表出发，房地产部门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建筑原材料终端需求的影响较大。

　　一方面，以水泥为代表的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产能过剩矛盾最为突出，因其需求高度依赖于房地产部门，而基建需求的扩张尚难以对冲。基于最新投入产出表和工业增加值数据测算，2023年房地产部门在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终端需求中的占比分别达到44.6%；基建部门的占比仅28%，较房地产部门的影响低16.6个百分点。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产能利用率的均值仅64.7%，较2016年末低5.4个百分点。我们将高频数据移动平均12个月以剔除季节性，观察到：2024年一季度末水泥磨机运转率仅41%，较2019年末的峰值水平低15.8个百分点，较上一轮产能周期的最低点（2016年2月）低4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黑色金属加工等建筑原料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尚不突出，基建投资的托底对冲、新能源及汽车行业较快发展带来需求增量，为产能的消化和调整赢得时间。

　　对于黑色金属加工、石油煤炭加工等原材料行业而言，尽管房地产部门在其终端需求中的占比分别达到28.7%和19.7%，但均不及基建部门的30.8%和34.7%。对于有色金属加工行业而言，房地产部门在其终端需求中的占比达到17.5%，而汽车及新能源相关行业、基建部门的占比分别达到29.3%、12.2%，能够形成有效对冲。例如，黑色金属加工所代表的钢材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较高水平，但结构上分化明显。与地产关系密切的螺纹钢、线成，而中厚板产能利用率超过9成，热轧、冷轧的产能利用率也在8成以上，与制造业、基建及出口需求的支撑相关联。

　　2020年下半年以来，海外先后受疫情蔓延、能源危机影响，部分化工行业产能难以正常运行，国内化工品出口强劲，行业景气上行、利润积累，刺激投资扩产。民营龙头企业加速布局炼化一体，发挥规模化、集群化优势；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在华也有布局，广东湛江的新一体化基地首套装置在2022年9月开始投产，到2030年的计划总投资达到100亿欧元，将成为全球第三大巴斯夫基地。然而，2023年以来全球需求趋于回落，对前期产能的消化能力不足，基础化工原料产能过剩风险逐渐显现。国务院此前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要求，到2025年，国内原油一次加工能力控制在10亿吨以内，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提升至80%以上。

　　1）需求端：化学原料及制品行业的出货值在2023年下跌14.3%，同期行业PPI回落9%；2024年1-2月出货值再跌9.4%，同期行业PPI回落6.4%。剔除价格因素影响看，出口“量”的回落仍有拖累。

　　2）供给端：据隆众数据，2023年11月末中国162家炼厂原油总加工能力约为9.84亿吨/年，逼近于10亿吨的红线水平。作为石油化工产业的核心的乙烯（乙烯衍生品占石化产品的75%以上），产能大量投放带来过剩风险。据石化联合会统计，2022年我国乙烯生产能力达到4675万吨/年，国内计划于“十四五”末投产的乙烯产能还有3475万吨/年。2024年2月1日，石化联合会副会长傅向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当前化工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已经不仅是肥料、酸、碱、涂料、农药、钛白粉、有机硅单体、PTA、PET等基础化学品和通用材料等领域面临的问题了，而1，4-丁二醇、EVA、POE、己二腈、己内酰胺、尼龙6、尼龙66以及与新能源动力电池相关的碳酸锂、磷酸铁锂、六氟磷酸锂等，诸多产品的在建、拟建产能都令人惊讶。有些产品，如果已经规划的拟建产能都能如期建成投产的话，不仅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问题，有的满足世界市场的消费总量都绰绰有余”。医药行业一度受益于海外疫情，需求锐减拖累较大。2020至2021年，国外疫情对新冠疫苗、生物药品、卫生材料、医疗设备及器械等板块出口形成较强支撑，医药行业出货值分别增长36.6%和64.6%，但2022至2023年增速回落至-25.1%和-22.8%。

　　“碳中和”长期需求前景较好，远期视角下的产能有望得以消化。然而，技术路线处于演进过程中，“先进产能”和“落后产能”存在矛盾。中小企业、落后产能尚未退出，大型企业、上市公司在资金支持下已经先行建设，新增大量产能。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至3倍已达成共识。2023年11月至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召开，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可持续发展，各国达成了重要协议，即到2030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加至目前的三倍，至少达到11000GW，其中光伏装机容量将从2022年的1055GW增加到2030年的5457GW。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发表了《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表明两国愿意在气候行动上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新能源相关企业扩产意愿非常强烈，产能增速快于产量和需求的提升。新能源领域涵盖光伏、风电、储能、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等诸多行业。据国家能源局统计，2023年中国新能源领域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长超过34%，太阳能发电和风电领域的投资额显著增加。同时，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迅速增长，新增装机规模约2260万千瓦，容量超过三峡水电站，较2022年底增长超过260%。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与新能源领域关系密切的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汽车制造行业，2023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32.2%、19.4%，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12.9%、13.0%。因产能增速远快于生产的增速，产能过剩的压力已然显现，2023年电气机械行业季度平均产能利用率为76.95%，较2016年以来的均值水平低1.5个百分点。高工锂电（GGII）数据显示，动力电池领域平均利用率由2022年的超75%，下降到2023年的不足65%；储能电池产能利用率也从2022年超85%跌至2023年的不足55%。

　　产能过剩带来供给过剩，“价格战”愈演愈烈，使中国新能源相关行业在短期内面临严峻形势。相比2022年年末，2024年3月25日光伏行业综合价格指数累计下跌69.8%，其中电池片价格累计下跌72.7%；方形电池的磷酸铁锂和三元电芯价格分别累计下跌54.3%和49.5%。

　　海外方面，TechInsights估算的2023年半导体行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约为73.3%，低于80%以上的合理水平；美国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制造产能利用率仅69.9%，较2005年以来的均值低3.7个百分点。统计局公布的中国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023年产能利用率均值75.6%，处于历史低点。2023年四季度，国内最大两家的晶圆巨头中芯国际与华虹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6.8%和84.1%，低于历史中枢。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已有抬头。新冠疫情后，各国更加重视供应链安全，美欧纷纷推出“再工业化”、“去风险化”的政策。

　　以作为半导体基础材料的晶圆为例：据 SEMI在 2024年1月2日公布的《世界晶圆厂预测报告》

　　，全球半导体每月晶圆（WPM）产能在2023年增长5.5%至2960万片后，预计2024年有42个项目投产，产能增长6.4%，首次突破每月3000万片大关。报告显示，1）中国大陆芯片制造商2023年产能同比增长12%，2024年将有18个项目投入运营，预计产能同比增加13%。2）2024年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的晶圆产能将分别增长4.2%、5.4%、2%。3）此外，2024年美洲将新增6家晶圆厂，预计产能同比增长6%；欧洲和中东地区4家新晶圆厂投产，预计产能同比增长3.6%；东南亚4个新晶圆厂项目启动，产能将提高4%。二是制造外迁，外商企业在华生产回落，更趋向于“在岸”、“近岸”和“友岸”。以苹果产业链为例：

　　据《财经》统计，2022财年苹果供应商中，151家在中国大陆设厂，较2020财年减少4家；同时，东盟国家（越南、马拉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印度的供应商建厂数量分别较2020财年增加10家和5家。2）据Countpoint预计，2023年中国在苹果手机、耳机、PC、平板生产中的份额均下滑，印度的苹果手机份额由4%增至7%，越南的其他三类产品份额也有所提升。三是需求回落，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需求回落加剧半导体相关行业的经营压力。2023年，受电脑、智能手机等销售低迷，数据中心支出减少的拖累，全球半导体需求回落，SIA统计的2023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同比下降9.4%。

　　一方面，本轮产能过剩的行业更集中于装备制造和下游消费行业，涉及更多民营企业。上轮产能过剩中矛盾最为突出的是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原材料行业，国有企业的占比相对较高。

　　另一方面，本轮产能过剩行业中，部分曾受益于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例如，计算机通信电子、电气机械、医药制造行业都属于高技术行业、战略新兴产业，近年来较多享受各地产业政策的补贴和支持。

　　总结来看，本轮产能过剩原因更加复杂，与产业政策的“过度补贴”、技术路线的更迭、需求端强预期和弱现实相关，化解本轮产能过剩应从供需两端同时入手，“双管齐下”。

　　上一轮产能过剩治理中有值得借鉴的经验。环保督察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助力高耗能的原材料行业，以及印刷、造纸、皮革制鞋等下业落后产能的退出。例如：根据工信部数据，1）在全国深入大气污染治理的背景下，2016年全年淘汰落后炼铁产能677万吨、炼钢产能1096万吨、电解铝产能32万吨、水泥熟料产能559万吨、平板玻璃产能3340万重量箱，关闭30万吨/年以下落后小煤矿1500多处、涉及煤炭产能超过1亿吨。2）在2017年的“地条钢”落后产能淘汰督察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退出钢铁产能3170万吨，既能够打消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也能够减少环境污染。

　　需要注意的是，本轮产能过剩行业涉及的民营企业更多，实现手段不能简单复制此前的经验。民营企业通常更加依赖市场机制和利润驱动，以行政命令压降产能并不容易。通过能耗、质量和标准的引导，可以更有效地促使企业主动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在方式方法上，亦不能忽视上一轮的教训，避免“一刀切”重演，可给予主动退出的落后产线一定财政奖励，补贴低能耗产品的终端消费、征收“碳税”等市场化形式，给予民营企业稳定的预期和充分的信心。

　　一方面，先进产能不易过剩，技术创新在产能消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1）

　　以半导体为例：在行业景气度下行阶段，成熟制程的产能利用率往往更大幅度回落，而先进制程存在技术领先和独占性，所受冲击相对有限。可见，半导体下行周期中，逆周期扩产能否成功，关键要看扩产工厂是否具备先进技术，是否有创新能力，是否适应市场变化。2）在动力电池行业，当前过剩的产能是上一代老车型用的接近于标准的电池产品；而升级后的电池产品（800V等）又存在产能和供给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渠道、商业模式及应用端的创新同样重要，优质产品的推出和推广能够创造需求，有助于帮助结构性阶段性产能过剩的企业打开市场，消化产能。例如，光伏与建筑一体化项目、光伏+交通、光伏+通信、光伏+渔业等模式，均有助于拓宽需求端的市场空间。与之配套，还需提升电网对分布式光伏并网的消纳能力，阶段性放松清洁能源95%的消纳红线等，避免行政限制成为行业发展的瓶颈。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挑战，需积极参与多边经贸合作，为企业出海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一方面，巩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成果。另一方面，拓展自贸谈判或者升级谈判，进一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包括但不限于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继续推动加入CPTPP和DEPA；与洪都拉斯、秘鲁、海合会、新西兰、韩国、瑞士进行自贸谈判或者升级谈判等。在上一轮产能过剩中，通过提升自身竞争力抢占国际市场份额的典型是造船行业。回顾中国造船业近年来的发展脉络，可为当下处理产能过剩问题提供有益镜鉴：

　　1）造船业初期“大而不强”，周期下行后产能过剩，造船业陷入困境。我国早在2011年就成为第一造船大国，却存在创新能力不强，管理水平与效率低等问题。2015年，我国新承接船舶订单大幅下降，泰州最大的民营造船企业东方重工、温州最大的民营造船企业庄吉船业、浙江知名的民营造船企业正和造船、中国最大的外资造船企业STX（大连）造船，均进入破产重整。这一方面是因为航运低迷、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国内外市场竞争激烈；另一方面则是我国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船舶制造能力低，难以比拼日韩船企的技术优势。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船舶工业企业1452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893.8亿元，同比增长1.3%；实现利润总额179亿元，同比下降32.3%，利润率仅2.3%。

　　3）造船行业转型后，乘风而起。转型时期，中国船舶工业从常规船型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迈进，在LNG、甲醇动力、氨燃料预留、氢燃料电池等绿色船舶和零碳船舶方面实现技术突破，获取海外订单。2023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以载重吨计分别占世界总量的50.2%、66.6%和55.0%，三大主要市场份额指标首次全部超过50%。据中国船舶工业协会数据，2023年中国造船产能利用监测指数（CCI）达到894点，与2022年相比增长17.0%，全年运行持续上行。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船舶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237亿元，同比增长20%；实现利润总额259亿元，同比增长131.7%。

　　1、 中国正处于结构性转型的关键时期，历史数据的规律对于现实的指导意义或有不足。

　　2、 若国内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力度不及预期，或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偏重影响政策传导，“稳增长”的效果可能不及预期。

　　3、 若房地产市场调整压力超预期，可能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者信心，并使房企现金流压力，冲击房地产投资。

　　4、 若海外经济下行超预期，或全球产业链调整风险超预期，可能使全球需求减弱，或中国出口份额下滑，拖累外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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