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朵大有福》是中国第六代电影导演张猛的荧幕处女作，由范伟主演，以“平民贺岁喜剧”的宣传定位进入了2008 年1月的贺岁档。喜剧的内核是悲剧，片中的诸多情节都惹人发笑，但笑中又带着酸楚，是被主人公滑稽行为和幽默言语逗笑的欢乐，也是欢笑中意识到你我的父辈也是王抗美，你我皆可能成为王抗美的辛酸。《耳朵大有福》围绕着退休工人王抗美两天的生活琐事展开，但讲述的却是无数“王抗美”这样的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它是如此地贴近普通人的生活，让观众透过荧幕看到众生，也看到自己。

　　废墟，在物质上指的是建筑物遭受到人为破坏或者自然灾害后，变成的荒凉的地方，或者被破坏之处上面的垃圾和被破坏物，废墟的出现也总是与坍塌、破碎有关，也由此产生了“废墟美学”，从废墟中见出埋藏于表面之下的本质，即眼前所见的废墟背后是一片片瓦砾和碎片， 这些瓦砾和碎片反而具有高度意指功能，从破碎中生发出整体，从荒凉中见出本真，窥见到人类内心的真正的废墟和不堪，从瓦砾到灵魂的探寻，因而“废墟”这一特殊的景观以一种荒凉而哀婉的形式呈现在荧幕。

　　小城镇与重工业的废墟景象与下岗工人的生存状态是张猛电影所要表达的重要内容，张猛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东北，在他在成长过程中见证了东北重工业逐渐衰落的过程，也见证了国有企业改革影响下的“下岗潮”，共和国的长子在改革开放后成为了逐渐被遗忘，这些都对他的影片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他的东北三部曲《耳朵大有福》《钢的琴》和《胜利》将小城镇、工厂里的废墟显露无疑共同组成了对东北工人阶级无尽的怀念。

　　《耳朵大有福》的取景地在东北吉林省集安市的一个小城镇上，这个小城紧临鸭绿江边，在地缘意义上便远离在大众视野中，尤其是在东北重工业逐渐没落，长三角、珠三角蓬勃发挥的时代。影片中的街道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废墟：小美电脑算命的小摊就建立在废墟旁，给王抗美照相的背景是一块挂在废墟的墙上的蓝布，画面中随处可见的是断垣残壁；王抗美遇见老友，一起去吃饭喝酒的路上也路过了一堆有一堆的废墟；王抗美是在拆迁废墟上接到女儿委屈哭诉的电话的……尘土飞扬的路面，王抗仄昏暗的家、擦皮鞋的棚户等空间似乎也都提示着拆迁与废墟。影片故事发生的线年，在社会的主流叙事中，中国经济是高速发展的，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是富足的，城市是蓬勃发展的，现代化是欣欣向荣的，鲜明的对比使得影片呈现与主流话语叙述形成了强烈的落差。

　　影片选择这个位于中朝边境的小城作为取景地，表现了我国小城镇在二十一世纪初城市化进程中被拆迁和被边缘化的景观，这些破败、脏乱的废墟充斥的景象即是电影，也是现实，导演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无声地诉说着东北重工业基地的破败与衰落，在“虚构”与“非虚构”构成巧妙的关系，影片呈现出真实可信的“纪录片感”。

　　《耳朵大有福》无疑是一部小人物叙事的电影。以往关于小人物的电影大致有三种叙事模式，一种是以精英者自居者的“他者”叙事，为观众呈现的是“外围的想象，猎奇的态度，粗糙的观察，矫情的故事”，他们的视角从来都是居高临下的，所谓的悲悯则是一种道德上的虚伪姿态；第二种是“悲天悯人”者的“介入式”叙事，由于通常对小人物具有难以割舍的深厚情感，作者刻意拔高小人物的人格，而贬低社会其他群体（尤其是精英群体）；第三种则是“愤世嫉俗”者深恶痛绝的“控诉式”叙事，对小人物生存状态与悲惨命运的展示服务于作者对社会的批判主题，宏大的叙述也使得小人物形象的扁平化。而《耳朵大有福》则创造了一种“纪录片”式的写实叙事模式：以旁观者客观而冷静的视角，简单平实到近乎白描的拍摄手法，，没有传统的戏剧情节，展现出强烈的生活实感，为观众呈现出退休工人王抗美退休后两天的生活状态，丰富而立体地表现了王抗美乐观豁达、顾家负责，同时又好面子，还有点窝囊的性格特点。

　　“纪录片”式的写实叙事模式如其所是地呈现王抗美及其生存境况，使得影片更加真实可信，更容易使观众共情，同时他还将革命年代工农兵电影中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色彩与东北独特的喜剧创造天赋、市井生活相结合，构建起王抗美的“英雄”小人物生存寓言，增强了影片的趣味性，惹人发笑，引人思考。

　　主人公名为王抗美，单看这个名字我们就能推测出他大概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生的人，他有一个双胞胎弟弟，名为“援朝”，这些名字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遗产，充满了特殊的政治意味。“王抗美”这一名字似乎昭示着和集体主义与宏大叙事挂钩——作为沈阳铁路局的技术工人，半辈子都在铁路系统中工作，是新中国重工业发展中的一颗螺丝钉。他在工作单位中与妻子结识，两人都曾是铁路文工团的一员，妻子是年轻貌美宣传骨干，王抗美是合唱团团长，歌声嘹亮，唱的是《遵义精神放光芒》是《长征组歌》，两人对过去幸福的回忆都寄托文工团中，这段记忆也能让病中的妻子面带羞涩而难掩笑意。集体主义精神和满怀信仰的文化生活让身处集体中的人充满力量，精神富足王抗美的前半辈子依附于集体、单位，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体制内得到彰显，他的骄傲与面子也都来自于这个人人羡慕的“铁饭碗”。

　　然而，影片没有展现他在体制内的辉煌，也没有展现那个在铁路宣传队放声高歌的男声独唱。而是开门见山地展示了他的下岗境遇，会场里红色幕布上白底红字的“光荣退休欢送会”格外醒目，桌上、地上到处散落着瓜子皮、果皮、茶水，一片狼藉，屋顶上悬挂的拉花彩带飘飘晃晃，丝毫没有欢乐的氛围。影片使用蒙太奇地手法展现出曲终人散、人走茶凉的落寞场面，也暗示着那个东北重工业蓬勃发展，工人阶级激情燃烧的时代的逝去。王抗美独自在灰蒙蒙的会场里落寞地磕着瓜子，等待着工会干事的到来，得知自己的气管病不能算工伤后，王抗美摘下胸前的红花，带着一面写着“光荣退休”的镜子和在铁路工作大半辈子留下的气管病，骑着他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回家了。他走过天桥，敲下黑色的火车轨道和斑驳生锈的火车，告别了他奋斗了四十年的体制内。

　　“退休”并不意味着王抗美能拥有“到公园耍剑去”的潇洒悠闲，而是脱离脱离体制与单位，切实踏入社会，认识社会，试图追赶社会，从而谋生的开始。于是影片没有一帧怀旧的情节，直接从王抗美退休的第一天开始讲述，镜头始终跟随着王抗美的生活轨迹，“忠实”地记录他退休两天内遇到的人和事，没有宏大的叙事，主题是“去中心化”的，如果说影片有中心，那便是王抗美本人——他迎来人生转折后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是普通人忙碌琐碎的一天。

　　从单位离开后，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来到了医院照顾卧病在床的老伴。退休之后，收入少一半，老伴的医药费虽有报销，但一个月也需要四五百块钱的营养费，儿子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自然是指望不上，而人人羡慕的好女婿也出了轨，经济的拮据促使王抗美在退休后的第二天就马不停蹄地找工作，因为他必须撑起这个家。他在老伴病友女儿的介绍下误入了打着“网络商务”名号的传销网络；考察擦皮鞋地摊遇到了寻畔滋事的街头混混；尝试骑“倒骑驴”却体力不支，还因气管病而咳个不停；想给保暖内衣促销工作人员留的电话被用来擦嘴；面试私人草台班子时也没把高音唱上去；最后来到弟弟那里想帮他买家具，却被弟妹以“年纪大顶不住”而婉拒了。一天之内尝试了六种工作方式，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他曾在体制内的骄傲与自豪逐渐被消解、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失意与彷徨。

　　在这个过程有一个极为动人的场面：王抗美在草台班子老板面前演唱起了《长征组歌》，唱到“草滩逆战扎营盘，风雨……”一句时的高音唱不上去，眼含热泪，终于承认自己“干不动了”。此时镜头转向草台班子老板，并以用一个长镜头往后推，此时背景音乐从戏曲变成了“吗咿呀嘿吗咿呀呼”的流行音乐。草台班子的眼神落寞暗淡，像看一个怪物一样看着激动落泪的王抗美，当镜头不断向后推的时候，观众也被他们所凝视、打量，一种恐惧、无望的寒意从背后升起。也正是在这一刻，王抗美关于集体、关于体制的梦醒了，他曾应以为傲的作为公家人的优越感破灭了，他在失去体制内的身份之后，终于也在一群年纪轻轻的后辈的审视、打量与评判中跳出了关于手捧铁饭碗的优越惯性，开始真正直面自己生活窘迫却力不从心的现实。

　　影片的背景音极为丰富：当年在大街上循环播放的流行歌曲，如《粉红的回忆》《不怕不怕》《隐形的翅膀》《死了都要爱》《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等；晚上七点钟的新闻联播开场音乐以及新闻联播结束后天气预报的背景音乐；电视剧、电视广告、广播以及东北特色的迪斯科舞曲等。这些嘈杂的声音与网吧、电脑算命、内衣促销走秀、东北二人转以及写着“周杰伦三年二班”的一元纸币等事物共同还原了当时小城镇的生活场景。

　　出轨的女婿理直气壮，满不在乎，内衣推销广告上与王抗美搭配猜谜的姑娘愚不可及，草台班子老板对王抗美的无情凝视，公园里每次只能转到洗发水的幸运转盘，大街上公开的电脑算命……这些五花八门的事物构成了巨大的能指体系，指向了一个消解理想与崇高、消费主义、欲望泛滥、享乐主义的时代。

　　对于成长在革命文化、集体主义文化中的王抗美来说，光怪陆离的后现代生活是一时间难以理解和接受的。电脑算命的小姑娘取笑王抗美“咋取个女的名”，王抗美立马反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最男人了”；草台班子老板问他“啥唱法，是流行还是怀旧？”，这着实让热爱艺术的王抗美心理“咯噔”了一下，犹豫得说“算是”怀旧吧，尽显酸楚，在嘈杂的说唱演出后台认真地“整”了两句。这个唱了半辈子《长征组歌》的人，走出单位的大门，突然意识到外面都在唱流行歌曲，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昏暗灯光下的一抹泪光充满了心酸与悲情，背后喧嚣欢快的音乐响起，消解了革命歌曲的深度与崇高，也与王抗美四处碰壁的遭遇形成鲜明的对比，造成强大的戏剧张力。报纸里、电视上对于“长征七十周年”的纪念报道能唤起他往日的荣光，但在“后人民”时代，传播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生活空间里既强大又似是而非，原有的价值体系在逐利的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长征七十周年”纪念活动之类的庞大的革命能指体系被消解了，它也许还有一些意识形态的慰藉功能，给王抗美这样的老工人一点精神的抚慰，但革命的政治话语已经无法再为这些退休的老工人提供切实的政治地位与足够的经济保障了。

　　脱离了曾经引以为傲的“公家人”身份，面对不曾理解的后现代，王抗美在短短两天中一会儿被肯定，一会儿被否定，他陷入了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存在困境，“令人恼火倒不是因为它嘲笑和攻击我们，而是因为它通过揭露世界模棱两可的面目否定我们，否定我们的确定性。”在这里，我突然与王抗美共情了。“知识改变命运”“考上好大学就能找到好工作”的承诺与想象在艰难的就业形势下破灭了，曾如此笃定的相信一次又一次被一次又一次否定，精神与经济的双重压力同样使当下的年轻人与十七年前的王抗美一样经受着无法确认自身的认同危机。

　　“耳朵大有福”是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影片有两处相关情节，第一处是王抗美在天桥上，买狗男人的搭讪，“这大哥挺有福啊，你看你那两个耳朵多大”，心情低落的王抗美瞬间来了兴趣，问多少钱一挂。第二处则是第二天的一大早，王抗美在街上被“小美电脑算命”所吸引，算之前讨价还价“我前半生都过完了，要你算啊”，算完之后却毫不犹豫地掏出来十块钱给摊主等小费。因为人家夸他是个“福相”，“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两耳垂肩”。虽然在今天看来，电脑算命就是披着科技的外衣糊弄百姓罢了，形象设计也只是粗糙的大头贴，但在当时可是个新鲜事，更重要的是形象设计背后的“命”正是王抗美所期待的：“妻儿老小皆如意，无须劳碌自亨通”，王抗美听了这话，到澡堂子美美泡起了澡，朗诵起了《长征组歌》，甚至在“千锤百炼不怕难”这一句时打起了拍子，这是他对自己的鼓励，背后既有其半辈子以来的革命底色所支持，更有对自己“有福”之命的自信。这何尝又不是天下无数普通百姓所渴望的呢？影片中的擦鞋大娘，蹬“倒骑驴”的年轻人，王抗美的老友张哥，修自行车的大爷，公园里的小商小贩还有街头促销的模特们，以及荧幕前的我们，又何尝不期盼着这样理想的生活状态呢？这是最朴实而又真切的愿望，它超越了这个东北的小镇，也超越了这个面临转型的时代，是千百年来人类共同的美好期盼。

　　但事实往往总是不尽如人意的，王抗美的“妻儿老小”都各有难处，也经历着从体制内剥离的阵痛与丢失自身确定性的迷茫。他与门口小伙冲撞，小伙质问他“信不信我整死你”，这彻底激怒了王抗美，王抗美将积攒了愤懑全部爆发出来，伸头不断顶住小伙，放下了曾最为珍视的体面，喊道“来来来，整死我，正好我也不想活了”，小伙踢了他一脚，跑开了。王抗美追了出去，车子摔了，保温瓶碎了一地，他在地上躺了许久，才勉勉强强把车推到了熟悉的老师傅那里。老师傅上了年纪，要把摊位兑出去，于是他自己开了锁，用自己曾修了大半辈火车的手修好了自行车。他用力摇动踏板，看着牙盘带着飞轮快速旋转，老王突然想通了，他不再纠结于所谓的体面与身份，将印着“不须劳碌自亨通”的形象设计留在了修车摊上，上面写着“我兑，打我电话”。然后给舞伴打电话，“出来跳舞”。在舞厅里，他欢快地摆动双手，享受着苦涩生活里的欢乐。影片的最后，他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回家，又唱起了那首《长征组歌》，但这一次他终于把“风雨侵衣骨更硬”唱上去了，因为他找到了生活的主心骨。

　　影片在那声嘹亮的“革命理想高于天”与火车的轰隆声中结束了，但生活还在继续，我们不知道王抗美兑修车摊是否顺利，也许天亮之后生活仍是一地鸡毛，但王抗美不怕了，因为他会带着“愁也一天，乐也一天，不乐多冤”的积极心态面对荒诞的后现代，他不再拧巴，用歌声为自己打气，以舞蹈释放压力，开启他新的长征。而荧幕前的我们也会度过这个“漫长的季节”，勇敢地走向人生的旷野。

　　(本文为北京大学通选课《光影中的百年中国》2023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3年优秀影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