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必然结果，因此，市场经济环境下，适度的产能过剩是必要、必然的。有研究指出，约90%的产能利用率是适度的。目前，我国的钢铁、建材、造船等传统制造行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新兴产业如光伏、风电设备制造业也出现了严重产能过剩，还有一些产业存在严重产能过剩的势头。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这些行业产能过剩特点明显，可谓“中国式”产能过剩。

　　一是“一哄而上”。目前的过剩产能都是最近几年所在行业井喷式增长形成的，像风电、光伏制造业，从产能严重不足到严重过剩的时间跨度只有两、三年，产能适度期一闪而过。如此迅猛增长势头，其中有各地大力发展经济的积极因素使然，也有地方政府和企业不顾自身条件和市场风险，盲目跟风上项目的消极因素起作用。以光伏产业为例，有研究指出，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都把光伏产业列为优先扶持发展的新兴产业，300多个城市规划发展光伏太阳能产业，100多个建设了光伏产业基地。“一哄而上”式增长形成的产能过剩，因其来势猛、产能适度期短、大多数企业尚未来得及盈利，所以给企业造成的伤害更大、连带出的社会风险也更大。由此可见，“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危害较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更大。

　　二是“火上浇油”。在市场机制健全的环境下，当出现产品市场需求疲软、价格下跌时，行业内的企业一般不会冒然扩能，行业外的企业也不会冒然进入。但在我国，一些地方和企业的做法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导致产能过剩愈演愈烈，最后是万马齐喑。究其动因，不外乎无知、无畏。所谓无知，是对市场竞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对市场信息没有完全足够掌握，我国在市场统计、信息发布方面确实存在不足。所谓无畏，是存在盲目乐观、自大心理，对各种风险和损失无所谓，说到底是对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不够敬畏。

　　三是“垂而不死”。还有一些企业，产能水平低下，在市场竞争中已经处于被淘汰的境地，但由于地方政府或母公司的市场保护、补贴等因素，总能强撑着生存。在这些行政干预下，市场竞争机制是失灵的。

　　四是“过剩与不足并存”。深入剖析这些产能过剩行业，不难发现，过剩的都是中低端产品的产能，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仍然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还要依靠进口，比如某些精品钢材、特殊用途钢等；过剩的是整机组装和一些辅机附件生产能力，高技术含量的关键零部件仍然不能自主研制，需要进口配套，比如风电设备的变桨、偏航系统和主轴轴承等。前述“一哄而上”、“火上浇油”和“垂而不死”的往往都是一些进入门槛较低的产品。

　　解析“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动因，不难看出有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冲动因素，企业投资决策的粗放因素，更进一步剖析，还有政府部门对行业发展和对待产能过剩指导思想的某些偏颇因素等。

　　地方政府因素。一是不当激励。很多地方发展经济的基本套路是招商引资、大上项目、上大项目，不少资源禀赋差的地方饥不择食，采取供地优惠、税费减免、降低环保准入标准、市场保护，甚至允诺投资者担任本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不正当激励手段，千方百计吸引投资。这些不当激励手段，严重扭曲了生产要素价格和企业生产成本，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和企业决策程序，出现低水平产能过剩是必然的。现阶段，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积极性很高，如果引导调控不力，极有可能助长产能过剩。二是行政干预。一些地方借助本地市场需求，要求设备供应商在本地投资建厂，或与本地企业合资合作，并作为投标中标的必要条件。许多企业无奈只得答应。如目前很多大城市正在建设地铁轻轨，几乎所有城市都提出了主要设备制造本市化的要求，而目前地铁轻轨车辆等产能已经过剩，还在增加布点扩能。

　　企业因素。要承认，我国企业的整体素质较国外同行还有不小差距。一些企业，投资决策机制不健全，对决策者缺乏决策约束和责任追究措施，因而企业决策随意性较大、水平较低。这种情势下，其他企业不敢进入的领域，决策水平低的企业敢于进入，但并没有独特优势，只能加剧产能过剩。

　　政府部门因素。面对产能过剩，这几年中央和相关部门非常重视，做了很多工作。国务院2009年转发过10个部门关于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的文件，2010年下发过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文件。与10年前相比，目前我国的产业政策规划已经很健全，与国外相比有过之无不及。但这两年产能过剩现象仍然非常严重，一些行业愈演愈烈，一些刚成长起来的行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因此，有必要反思相关指导思想和做法是否对头？

　　首先，核准审批的管法能否管得住企业扩能？从结果来看，管住了胆小的，管不住胆大的。而且，核准审批形成了“围城效应”，即围城抵挡城外者的同时，保护了城里的，因此城外者极力冲破城门，进来后积极拥护把城门关严实，防止城外者进来分享待遇。反过来想，如果没有这个围城，一部分城外者并不一定进入城内区域。因此，目前行业准入管理办法的利弊很难定论。可能弊大些，因为目前我国一些竞争力强、市场占有率高、产能适度的产业，如各类家电产业、食品类产业，并没有准入的行政限制；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恰是准入管理较为严格的行业。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也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不得已放松行政管制后才快速发展起来的。

　　其次，一些调控措施产生的副作用，也助长了产能过剩。如前几年，对钢铁、水泥、火电等行业，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节能减排出发，实施“上大压小”，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同时，一些地方借助下马小产能，偏面追求上马大项目，个别地方甚至没有落实下马小产能，仍然上马了新项目，导致产能总量得到合法扩张。目前国资部门为了推进100多家央企兼并重组，正在推行央企“大鱼吃小鱼”的做法，使这些央企争相做大，有的通过新建项目或兼并扩产现有企业进军上下游产业，如航运企业发展造船业、电力企业发展电力设备制造业等，一些外贸型、科研型央企极力发展制造业，兼并了不少地方企业。这些央企做大的背后大多是行业产能加剧扩张，但是否提高了央企的综合竞争力？尚难定论，前一阶段也引起了国进民退的舆论。

　　历经20年的改革发展和思想观念转变，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已经基本确立。但在经济活动中，还有不少不正当的现象存在，它们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深化改革提供的是负能量，是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抹黑，因此，不宜以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为借口予以认可和容忍，应该深究根源，坚决摒弃或改良。“中国式”产能过剩就是其中之一。

　　我国产能过剩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要褪去产能过剩的“中国式”外衣，应该从根本上着手破解。这个“根本”就是目前体制机制上的弊端。比如，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各地都认准了“无工不富”，发展农业、保护生态是为别人做嫁衣，吃亏的是自己。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对各地经济发展也起着指挥棒的作用。再如，政府和企业还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决策责任追究机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很大，“三拍”现象（拍脑袋决定、拍胸脯保证，决策失误后拍走人）还很普遍。还有，政府部门对市场主体的管理过多过细，说白了是不相信市场、不相信企业，实质是不相信市场经济，而对政府管理过于自信，管了些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

　　多年来产能过剩的结果证明，政府部门针对竞争性行业的准入管理应属于“管不好”事项，靠行政管理手段和三令五申化解产能过剩，无异于隔靴挠痒和麻袋上绣花。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和本次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的要求，必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企业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今年打出几套改革放权的“组合拳”，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优胜劣汰”的市场主体，主动接受市场机制调节，才能使“中国式”产能过剩不再重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