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收官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里，我们在桦林钢铁厂看到了医院、电影院、澡堂等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即便是工人宿舍区也像今天的居民小区一样。这样的场景不由得勾起人们对曾经东北真·大厂的回忆。

　　那时的东北，是新中国名副其实的重工业基地，汽车、拖拉机、航空、造船、冶炼等工业水平全国领先，像桦林这样的大厂，在东北不敢说遍地都是，也算随处可见。每一个工厂内，都藏着东北人曾经的青春和荣耀。

　　“九一八”之后，日军占领东北，利用东北丰富的矿产资源，建设了交通、钢铁、石油等工业，目的是将东北打造成侵略全中国的战略资源基地。为此，特意成立了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满洲石油公司、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等一批垄断组织，在东北迅速推进工业化。

　　这种以掠夺资源为主要目的的工业化，客观上造成了东北与军事工业有关的如钢铁、石油等重工业迅速膨胀。抗战胜利后，这些军事工业不少为我军所接收，如当时在沈阳的管委会就接收了大东区兵工厂、文官屯坦克修理厂和孤家子火药厂，能日产子弹3万发。到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后，中国东北局及时提出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成为中心任务，也就是说，在全国大部分领土还未解放、国共两党军队在华北、华东等战场还在进行战略决战的时刻，东北已经进入了恢复和发展工业的新时期。

　　新中国成立前夕，东北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规模巨大的各类工业企业和管理部门，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成熟的产业工人队伍。据1949年5月的一份调查统计，在当时的126个东北国营工业厂矿中，100人以上500人以下的工厂有50家，约占40%；500人以上50000人以下的有40家，约占32%，二者相加约占72%，这说明当时东北国营大工厂已经非常多了。

　　1950年6月，随着抗美援朝的进行，东北地区一方面成为志愿军供应物资、补给的战略基地；另一方面，由于战争需要，进一步加快恢复和发展东北地区与国防有关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步伐。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苏联决定援建中国工业，援建项目共156项，以重工业为主，后称之为“156项工程”。这156项工程中，超过三分之一放在东北，如鞍山炼钢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哈尔滨拖拉机厂以及哈飞、沈飞等大批工业企业都源自这批援建项目。

　　为支援东北的重工业建设，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以及官兵从五湖四海来到东北大地。吉林大学博士吕方和福州大学研究生郝宇在做学位论文时，都曾以新中国初期东北重工业企业为对象做过田野调查，从中可以了解当时东北大型重工业企业建设的概况。

　　郝宇的调查对象是曾经的军工国企庆华厂。庆华厂在新中国初期是机械工业部门的大型骨干企业。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该厂根据中央安排，紧急北迁。1950年冬，第一批1631名工人及其家属带着机器、材料，从沈阳来到黑龙江一座只有6万人的农业小城北安。之后，在国家调配下，大批初高中毕业生、军队优秀士兵及其他地区的工人和技术人才，从四面八方来到此地，落地生根。到1962年时，庆华厂工人已经发展到9589人，职工家属总计5万人，占市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对于这段历程，一位姓张的受访人员表示：“我是自己来的，我们一起的还有全家都来的，抱着月子里的孩子，抱着父母的骨灰，坐火车连硬座都没有，一路站过来。到了发现还有全国其他地方的技术青年，带着大红花，穿着板板正正的工装来的。虽说有点不情愿，但来了之后还是很激动的，觉得自己是来支持国家，整晚整晚睡不着。”

　　另一位陈姓则表示：“我是1972年过来的，1966年开始在南宁当了５年的兵，退伍的时候这边往部队要了100个优秀军人来支援……刚来的时候发现，第一代在这边都是和家人两地分居，军工厂本来就不好进，一年只有20天探亲假，差不多三四年才能有一次假期去看望父母，到了八几年我才看到厂里有一些人有门路有机会调回去或者调进来。”

　　吕方的调查对象是吉林长春某汽车制造Y厂。他在调查中也发现，当时初来乍到的职工及家属也或多或少有点情绪。据该厂一份文件描述：随着职工的到来，职工家属也从全国各地大批集中到长春市，由于建厂期间各方面的物质条件较差，职工家属的思想情况是比较混乱的，有些南方来的家属埋怨职工来北方受罪，要求回南方工作。后来，这个厂就通过发现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再去联系广大群众，把家属组织起来成立家属委员会，工厂投产后，又通过厂办集体经济安置部分职工家属就业，绝大部分家属队伍逐渐稳定下来。

　　几乎所有大厂在建设过程中，往往选择靠近城市但相对荒芜的地区进行，即空间上占地面积大、人员上高度集中。前面提到的庆华厂，在迁到北安后被安排在城东的大片空地。吉林的Y厂同样选择在长春市西南郊孟家屯车站的西北侧空旷地带。这块地以前是关东军盘踞的地方，分散了很多建筑物，但大多已被破坏，屋顶荡然无存。

　　建在郊区的工厂面临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工人家属及子女的医疗、教育以及日常生活的不便。很多工厂在建厂之初就把这些问题考虑在内。以庆华厂为例，他们在厂区建成3座职工食堂，1000平方米的浴池。教育方面，不仅有托儿所和幼儿园，还建起了第一座小学“三二子弟小学”，内设6个班级，学生250余人，后又扩建了4个中学班级，学生增加到450人。医疗方面，从建厂初期的14名医务人员，到1954年夏天，分配来10余名科班毕业的医学生，还拥有德国西门子100MAX光机和无影灯这样在当时比较先进的医疗设备。

　　这样看，庆华厂社区已经完全实现了从生产到生活的自给自足。所有员工进了厂后，一切生产、生活、医疗、卫生、文娱、教育等方面的保障都基本无忧。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们，按劳分配，无忧无虑，不可避免地对企业产生强烈依赖感。这种依赖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集体意识和主人翁精神。在主人翁荣誉感的加持下，一段时间里，各大厂区一片繁荣。

　　对于工人而言，那时的“主人翁”地位实实在在。以与普通工人关系最密切的组织工会为例，不仅能反映和解决职工的合理诉求，还在生产中发挥领导作用。吉林大学2011届博士陶宇在其博士论文《单位制变迁背景下的集体记忆与身份建构》中提到一个老工会主席的回忆：“那是最好的时候，一个是啥呢，那时候提出这么个口号了，‘作为你工会干部，你不能荒了自己的田，种了别人的地。’行政开会，你必须参与，叫做‘请不请你，你要破门而入！’再一个啥呢，那时候不管你是调资啊，还是干啥，必须工会得参加。”

　　而且在当时很多的大厂里，总体的工作环境是正向的。各家经济条件都差不多，人们服从单位安排，重视的是好好工作，获得荣誉和上级的承认，从而在单位内部慢慢向上流动。这一点，在陶宇的论文中也有描述：“那时候非常艰苦，但是一个埋怨、抱怨的都没有，基本没有。但那时候人的思想吧，也比较单纯，那工作吧，都认真负责的”“这些年，反正在职的时候一天忙忙碌碌的，组织上给啥任务就按时完成，从来也不讲价钱，也不怎么地的。”即便在面对荣誉时，也是相互谦让，“一般荣誉的事都是推，没有说要的。就是选你了，也说‘这不行，绝对不行。’没有自己提高自己的，哎，都是这样，那个时候荣誉都是推、让，然后荣誉让给别人，困难留给自己，当时都是这样，不管哪个单位”。像今天还能看到的三八红旗手”的奖状、刻有“劳动模范”的搪瓷杯、写着“模范职工”的背心，都是当时单位内部荣誉的具象表征。而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在今天来看，只能成为很多人内心深处的“此情可待成追忆”了。

　　工厂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像庆华厂就成立了文教委员会、职工俱乐部、文工团、体协，后来还兴建了文化宫、职工游艺厅、工人图书馆、儿童阅览室等。每年还组织职工体育比赛、文艺晚会。陶宇论文中的H厂也是，组建了篮球、排球、冰球、速滑等14个单项体育协会，“当时最基本的娱乐项目就是看电影，那时侯一有新片子，厂里就在工人文化宫放，厂里给职工发票。电影入场之前，你看那文化宫跟前儿，黑压压、乌泱泱的人群啊，老鼻子了。”“那时侯也没啥娱乐设施，一个是广播，一个就是电影，文化宫放的电影那时侯都爱看，哎呀，太过瘾了，什么《地道战》《铁道游击队》，都是在那看的，都看好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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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封闭运行的空间中，一个人可以终身不用离开这个地方，从上幼儿园到就业、退休，几乎所有的生活事务都可以在单位内完成。而通过“顶班”“招工”，企业甚至可以实现自身的内部循环。多数人在择偶时，往往会选择同一单位工作的同龄人结婚，这种“内婚”倾向在大中型工业企业单位中尤为明显。《漫长的季节》中，王响夫妇、李巧云与她的丈夫，包括龚彪和黄丽茹，都是属于“内部解决”。一直到80年代，这些东北的大中型重工业企业仍然是很多人眼里的“好单位”。

　　电视剧中，妈妈讲述这一代人习惯生活在安全的圈子里，不敢出来。来源/电视剧《漫长的季节》截图

　　不过，所有这一切的美好景象，都是建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在计划体制下，国家下指令给工厂，工厂再把任务分配到工人头上，整个过程更像一部有效运转的机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这种有序，昔日里热闹的大厂工人们在秋风中无所适从。

　　改革开放后，东北大厂按着既有的惯性继续向前。他们在技术、人员、原材料等方面的优势，在改革开放之初不完全的市场竞争中仍然具有先发优势。据社会学者谢雯研究，那时在东北，一种典型的现象是，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合格的单位人并不应该参与市场或商业行为，只有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人才会去追求。不止一位受访者提到，80年代在东北做生意的大多是监狱里放出来的。

　　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市场占据主导，计划逐渐隐去，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大厂们在市场环境下迅速衰落。企业转型或倒闭，工人下岗，巨大的生存压力下，有技术的到南方重新创业，大部分只能经营小本生意。

　　这种老工业区的凋败以及小人物在时代转型中的命运起伏，被写进文学作品，被称作东北伤痕文学。近些年，很多影视作品也开始青睐起这类题材。

　　电影《耳朵大有福》中的王抗美，与王响相似，是个修火车的，除此之外再无一技之长，经济改革让他退休金少了一半，面对妻子久病卧床、儿子不务正业、女儿婚姻破裂、弟弟打麻将、父亲没饭吃等一系列窘境，他从擦鞋到修车，重新开始追逐生活。不同的是，王响在最后告诉自己要“向前看”，而电影中，王抗美的时代已然结束。

　　另一部电影《钢的琴》里，下岗工人陈桂林在废弃的钢铁厂里，组织昔日工友造出了一台“钢的琴”，因为他离婚了，女儿说谁有钢琴就跟谁。从画琴、偷琴到造琴，陈桂林调动了他所有的才华和能力，最终仍然留不住女儿。整部影片展现的就是一个老工业基地的末日景观和脱离集体的个人无力感。

　　类似比较火的还有电视剧《人世间》《立功·东北旧事》等都用演绎或纪实的方式，展现历史车轮滚过留下的阵阵回响。时代之尘，个人之山，那些曾经属于一个时代产业工人的荣耀与辉煌，终将伴随他们的老去隐入尘埃，而他们的故事，仍将继续被后人述说。

　　1.谢雯：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东北工业单位制社会的变迁.《开放时代》.2019（6）

　　2.陶宇：单位制变迁背景下的集体记忆雨身份建构——基于H厂的口述历史研究【D】.吉林大学.2011

　　3.吕方：单位社会变革与社会基础秩序重构——以东北某超大型国企组织变革为个案【D】.吉林大学.2010.

　　4.郝宇：东北老国企社区变迁研究——以军工国企庆华厂为例【D】.福州大学.2018

　　6.杜君：浅谈东北解放区国营工业的发展过程及特点.《长白学刊》.19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