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07年6月9日，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命名的“铁西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暨装备制造业发展示范区”在沈阳市铁西新区正式挂牌。铁西新区成为中国首个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示范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办主任张国宝表示，铁西区的变迁是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取得成果的一个缩影，可为其他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示范。

　　“华南人富了，华东人富了，华北人也富了，该轮到咱东北人了！”这是一年前，记者在沈阳采访时发现208路公交车车身上的一条很醒目的广告。

　　东北人对富裕生活的渴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东北在承载了共和国太多的沉重与艰辛之后，重振东北已经不是纸上谈兵。

　　“东北看辽宁，辽宁看沈阳，沈阳看铁西。”铁西，对于东北有着特殊的意义。

　　2007年6月9日，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命名的“铁西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暨装备制造业发展示范区”，在沈阳市铁西新区正式挂牌。铁西新区成为中国首个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示范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办主任张国宝表示，铁西区的变迁是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取得成果的一个缩影，可为其他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示范。

　　据最近一份权威数据表明，在全国54个国家级开发区排位中，铁西新区的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实际利用外资等8项主要经济指标上超过了杭州、宁波，进入了全国前10位。

　　“开资没有号，洗手没肥皂，干活没手套。”住在铁西工人新村的侯师傅这样回忆当年厂里的境况“难！那是难透了！”

　　侯宝仁是沈阳重型机器厂的退休职工。“我在厂里干了大半辈子，最难的时候，2000年那时候，厂里每个月就开支300块，从师傅到徒弟，从领导到职工，无论老少大小，一律300。”

　　一提起当年，他感慨万千。“一万人的大厂子啊！那是给国家贡献过70多个第一的大厂子啊！当时厂里欠职工工资就上亿，欠外面的钱就更别提了，几十亿！”

　　侯宝仁说：“我们重机厂还算不错，有些厂子日子更难过！最著名的是拖拉机厂的那次香肠大会，你听说过吧？给每人发一根肠，就破产了！多少人告状去啊！都没啥用。”

　　这个故事以很高的频率被媒体转载引用1996年11月，沈阳拖拉机总厂召开了一次“债主大会”，会上每人发了一根香肠以示安慰后，这个生产出中国第一台拖拉机的大型国有企业就宣布破产了。“有人嚎啕大哭，我这个香肠就值一百万吗？”当年的负责人于长深这样说。

　　东西向与南北向的铁路彼此交错，四角闭合成的不规则方形就是铁西区。在沈阳市版图上，这由运输动脉构建的区域边界，一度成为财富的分水岭。这片40平方公里的区域与周边的“商业用地”的差距逐渐拉大，铁西区成了颓废的旧工业基地。

　　记者看过坊间流行的那部民间纪实电影《铁西区》，长达9个小时的镜头记录了跌入低谷中的铁西：沿着纵横交错的厂家专用火车线，到处是破败的工厂和迷茫的眼神，上千根高大烟囱耸立在那里。这个片子获得了当年的法国马赛纪录片大奖。

　　而时光倒流，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铁西区则是“独揽胜境”的一片沃土。

　　那时的铁西被称为“中国的鲁尔”，是中国重要的重工业和装备制造基地。资料上这样介绍铁西“形成了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骨干，以机器制造工业为主体，涵盖机床、电线电缆、重矿设备、通用机械、电力机械、化工、制药、冶金、纺织、轻工、建材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生产基地。”

　　1960年，铁西工业区生产的金属切削机床已占全国的14.9%，其中，大型机床占全国的28.2%，电线.6%。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铁西老工业基地在全国工业布局中，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中科院东北地理和农业生态研究所东北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平宇教授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当时的铁西区：“正是由于它的崛起，沈阳市才真正成为中外瞩目的工业城市。”

　　许多老铁西人回忆的时候依旧充满自豪。侯师傅笑着说：“从工人村沿着卫工南街，那是一溜的大厂。热电厂、第一机械厂、开关厂，还有冶炼厂，多了。”“上下班时，北二路上，那就是自行车的海洋！红灯亮的时候，大家都停车，队伍排出一站地远！那时在厂里吃食堂，饭盒就敲车把手，叮叮当当响了一路！”

　　但如今，那时的繁华已经很少被提起了。在经济体制转型的阵痛期里，被誉为“共和国装备部”的铁西，也并没有逃过老东北重工业基地整体衰败的宿命。

　　沈阳铁西，著名的北二路，共有37个大型企业坐落在这条街上，它们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的350个第一。但直到2002年以前，这条街上没有一家企业赢利。2001年整年，37家企业全年的利税仅有700万元。当时企业资产的负债率总体达到了90%以上。有的企业超过了百分之百，甚至达到200%，300%。群众给这条街起了另外两个名字“亏损一条街”、“下岗一条街”。

　　“在改革开放前，辽宁一个省的工业产值就比广东要高两倍左右，到了2002年，东北三个省的产值加在一起，还不如广东一个省的60％。”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宋晓梧说。

　　铁西区聚集了沈阳市75%的企业，铁西的衰退，直接拖累了沈阳，影响到东北。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沈阳的工业总产值由全国的第四位猛跌至第二十几位。东北整体衰退之势形成。

　　事实上，对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形成的铁西问题，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并不断对铁西进行“输血”。1986年，政府开始了对铁西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每年拨款7000万元，一共拨了3年。1986年至2002年间国家向铁西工业企业累计投入资金240亿元。但是，“输血”并没有强健铁西的“心脏”。铁西始终没有走出“投完了还死，死完了再投”的怪圈，也始终无法挽回众多企业严重亏损的局面。这是为什么？

　　在辽宁当过4年省长的曾说：“沈阳一切引以为骄傲的工业基础，都是用计划的手段建立起来的，生产由国家统一安排，销售由国家统一调拨，企业实质上成为了国家的一个车间。一旦进入市场经济，沈阳就陷入了严重的不适应。”

　　“改制的时候我们的轧机根本就卖不出去，人家看都不看就说，这价太高了！”侯宝仁回忆说，“不仅价格高，东西也赶不上别人的，能不死吗？！”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风光的工业基地在改革浪潮中陷入了低谷。就从那时开始，铁西平添几项之最：破产企业出现最早，再就业者涌出最多。

　　铁西人的现在时叙事的开头是2002年6月18日。这个日子同样以很高的频率被媒体提及。“两区合署”被看作是铁西警醒与破局的精彩开篇。

　　“两区合署”指的是铁西区与沈阳经济开发区合署办公，成立铁西新区，同时赋予铁西新区市级管理权限。

　　据曾经的“铁改办”总指挥王振忠介绍，铁西区与沈阳经济开发区两区相连，铁西区具有资产存量、人才储备和生产技术的优势，而沈阳经济开发区则具有开放政策、体制优化和发展空间的优势。

　　“两区各有优势，但由于区划壁垒，各自为战，发展都受到限制。”王振忠说，“两区和一则优势互补，两区分离，则难有作为。两区合署办公，使老区找到新的出路，新区找到了有利的依托，两区合并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当时的铁西新区一把手谷春立把铁西比喻为“一个装满家具的旧房子”：“这样的房子有两大致命的问题，一是格局无法改变，二是无法添置新家具，唯一的出路就只有搬家。”

　　“把铁西的老厂挪入了开发区，在原来的土地上注入新的资产，而老厂得到的土地资金正好用于安置职工，两区达到双赢。”在谷春立的计算里，两个区域资源的“移位”，将成为盘活企业多年来闲置的500亿元固定资产的动力。

　　“将老工业区与新开发区整合的做法堪称全国首创，是一种老工业区改造的制度创新。”张平宇这样评价“两区合署”的意义，“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先进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直接影响了计划经济观念较强的铁西区政府。两区行政管理人员的重组、融合，打破了过去僵化的社会关系网络，建立起了面向市场、更加开放、务实和勇于创新的政府，执政能力明显提高。两年多的实践证明，政府的职能在发生明显变化，已经从过去以抓企业为主逐步转变到以抓规划管理、城市建设、制度建设和社会保障为主，有力地调控了铁西工业区改造。”

　　盘活铁西的关键在于活化土地，把土地晾出来。这被称为“东搬西建”，按照规划蓝图，将东部铁西区有希望的企业整体搬迁到西部沈阳经济开发区，对东部铁西区重新进行规划和功能定位，重点发展第三产业。在西部沈阳经济开发区，则集中规划建设先进装备制造业聚集区。

　　“当时我们还很不理解，一万人的厂子停产了只要它还在那儿，我们就有个指望。有一天真拆了，连地皮都没了，我们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了！”侯师傅回忆起当年“整体搬迁”时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当时有不少厂子的工人都组建了护厂队，就住在厂里，谁来也没用！”

　　阻力很大，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按照高层的规划，土地是盘活铁西救活企业的关键。但2001年，沈阳市其他中心地带的地价在每平方米2000元以上，而铁西区的地价每平方米只有500元，因为铁西区功能单一、污染严重，地价不为开发商看好。

　　而铁西新区政府主导出让的第一块土地，来自黎明毛纺厂。据王振忠介绍，2002年12月初，沈阳第一、第二毛纺织厂与开发商找到区政府，拟以每平方米600元的价格将土地协议出让给开发商用于房地产开发，并承诺一次性付款。这种情况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因为当时铁西区最渴望的就是资金，如果同意就会缓解压力。但最终区领导班子没有同意这种“手拉手”交易，而是以每平方米700元的价格先收购，以调动企业积极性，并与企业签订分期付款收购协议。

　　此后，铁西区又加快企业东搬西建进程，并对该地区周边环境承诺进行合理规划改造。2003年初，这一地块吸引了十几家开发商前来竞价，最后由温州新湖集团以每平方米1600元摘牌，这比“手拉手”方式多卖了1亿多元。三年多来，铁西区始终坚持净地出让、挂牌竞标，共盘活土地500万平方米，出让土地350多万平方米，回收资金90亿元。

　　这是一笔三方获益的买卖，按每平方米700元的价格，企业得到了期望中的1.16亿元；开发商得到了地，开发建设了铁西最早也最好的楼盘；而区政府，赚到了土地出让的“第一桶金”6000万元。这笔钱和政府出面贷款的3亿元一起，成为铁西破茧的启动资金。

　　怀疑与观望的铁西人，从这时开始真的相信，在国家完成工业化积累过程中，被低价甚至是无偿使用的大规模的土地，一旦进入市场资源配置，所能释放出来的价值超乎想象。

　　沈阳农机工业总公司，仅地价差这一项，就拿到了2.4亿元，其中8000万元拿来还清欠职工的钱，5000万元完成了职工并轨，其余的1.1亿元进行厂房建设、技术改造。旧体制旧机制随着历史欠账的还清结束了。沈阳农机工业总公司已经实现了当年搬迁，当年改造，当年投产，当年收益，这个当初年产值不足6亿元的企业，一跃成为年产值15亿元的大企业。

　　王振忠说，5年来，铁西共搬迁企业214户，腾迁面积6平方公里，利用级差地租获得土地收益140亿元。其中50亿元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55亿元用于支持企业发展，35亿元用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破解了国企改制第一道难题“钱从哪里来”。同时下岗并和原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13亿产业大军实现了再就业，成功解决了“人往哪里去”的第二大难题。

　　“很多企业利用搬迁对自己重组再造，提高技术水平的同时也避免了重复投入。”王振忠提起这几年铁西企业所取得的成就如数家珍，他向记者介绍说：“铁西的装备制造业发展很快，沈阳机床集团的数字化率提高到60%以上，大型盾构机接连中标，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签了新约，1000千伏的特高压试验变压器一次性就通过了国家验收，磁悬浮轨道梁加工中心震动了整个业界，很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沈阳制造产品重新占据了全国甚至世界同行业的制高点。更重要的是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装备制造业聚集产业园区，形成了新的发展空间，这可以吸引生产企业和生产要素向这里集中，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聚集效应。”

　　整体搬迁究竟是如何使“多病缠身”的老企业焕然一新，重新获得生命力的？张平宇向《科学时报》记者解释说：“企业搬迁是一个去粗存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可以淘汰旧设备，引进新工艺，精干主业，做大做强主导产业，这能全面提升企业竞争能力。”

　　企业搬迁带来了生产方式变革，改变了过去企业以产品为核心的封闭式生产模式，实行专业化生产，建立了快速适应市场需求的生产工艺线。工业企业搬迁调整了城市工业生产布局，扩大了企业的发展空间，优化了城市空间结构。通过企业搬迁，改变了企业性质，改革了企业管理机构，突出了企业的研发功能、市场营销功能和财务管控功能，促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这是对国有企业改革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几年来，铁西一共关闭破产企业86户，放开搞活中小企业258户，完成大企业股份制改造189户，铁西的国有企业调整已经基本完成了。年内这里将建成3个过百亿的大企业。”王振忠说，“通过采取整体搬迁，2002年至2004年沈阳铁西区共搬迁113户企业，有103户实现了异地建设发展，工业总产值达到46亿元，是改造前的3.8倍。”

　　“铁西区改造面临两大难题，一个是钱从哪里来，另一个是人往哪里去。解决这两大难题必须要有新的制度架构，而新的制度架构是在两区合署办公和企业的东搬西建过程中建立的。”张平宇教授总结铁西经验时说。

　　张平宇认为，“铁西模式”的核心内容由4个相互联动的关键环节构成:两区合并为老工业区企业搬迁改造提供了全新的制度环境和充足的用地空间；企业在搬迁过程中完成结构调整、技术升级和体制改革；土地置换所得收益先解决企业冗员和历史债务问题后发展生产；迁出企业的空置地用于吸引投资，发展金融商贸业和房地产业。

　　张平宇将铁西复兴的经验凝炼成四个转变，正是这四个转变实现了铁西新区的顺利变迁。

　　从“工业文化”向“商业文化”转变。沈阳铁西工业区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被誉为“共和国的装备部”。在不足4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集聚了30万产业工人，工厂密布，机器轰鸣，烟囱林立，一派大工业文化景观。

　　张平宇说，铁西人习惯并陶醉于这种大工业文化氛围，工业情结深厚，“工业兴，铁西兴”的观念根深蒂固。崇尚工业的传统长期影响铁西工业区改造方向。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发展服务行业，调整产业结构的改造思路，才被人们认真对待。

　　他表示，尽管“工业立区”仍然是铁西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战略，但是沈阳铁西工业区将被彻底打造成现代商贸生活区的现实，表明了铁西区经济文化观念的根本转变，已不再重工轻商，市场经济的商业文化氛围初步形成。

　　从“技术改造”向“体制改革”转变。张平宇说，沈阳铁西工业区改造大半历程中，改造的基本路线就是工业技术改造，大部分的资金、物力和人力投放在技术改造上，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落后。

　　“似乎只要采用了先进的工业技术，淘汰落后的机器设备，企业就会起死回生。但事实上，工业技术改造只解决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没有国有企业体制、机制、产权和管理等方面的改革，技术改造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基于这种认识上的变化，沈阳铁西工业区巧妙地运用了工业空间重组机会，做到了“技术改造”和“体制改革”的协同共进，把体制改革作为老工业区改造工作的重点。

　　从“改造老工业区”向“建设新城区”转变。沈阳铁西工业区改造基本上长期延续“就工业区论工业区改造”的做法。直到2001年初沈阳市尚未提出“彻底搬迁，异地发展”的想法。沈阳市委、市政府提出“两区合并”战略，反映了老工业区改造理念的更新，思想方法的跨越，它是一种“彻底、系统、开放的大改造观”。从城市整体着眼，实施空间重组，把老城区改造变成了新城区建设。

　　从“消极待业”向“积极就业”转变。张平宇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铁西区下岗失业人数最多，各种社会关系紧张，企业和政府都承受了巨大压力。“目前这些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这种变化的表层原因归于沈阳铁西区经济的振兴，但深层次原因是铁西区人民群众思想观念的变化。”张平宇说，“人们逐渐认同和支持政府的改造策略，消除抵触情绪，就业观念发生了变化。逐渐抛弃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等、靠、要思想，打破了单位人情结，主动培养新的技能，寻找新的就业岗位，实现了从消极待业向积极就业转变。”